石棉县人大常委会： 专题听取县检察院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执行情况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一旦央行采取降准等放水措施，在实体经济不景气、股市低迷等情况下，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必然大举进入到房地产领域，必将威胁楼市调控，进一步推高房价。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小微金融 。因此，有必要在坚持只贷不存的前提下，必要时适当放松其他制度限制参数，从而让那些在实际经营中表现非常优秀的小额贷款公司晋级为村镇银行，以扩大其在提供小微金融服务方面的能力。

七、支持微型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类金融机构更为便捷地参与到小微金融市场的竞争中。从机构规模以及客户定位方面看，村镇银行客观上可以结合大型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二者在提供小微金融服务方面的一些优势，例如大型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和监管框架以及小贷公司的区域特色和灵活机制。三、以支持小微金融机构发展为突破口，推进利率市场化，探索小微金融机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六、应尽快出台针对小贷公司的扶持政策，降低小贷公司税收负担。进入2012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增速持续低于预期，出乎许多研究者的意料。

同时，小贷公司谋求向银行转型，实际上是尝试将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直接与公众资金联系。从实际调研的情况看，除了部分商业银行面临存贷比等监管指标约束导致投放能力受到限制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实际信贷需求强烈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新增信贷需求受到监管政策的严格约束。4、资本市场发展停滞和企业融资对银行体系过度依赖的结构失衡，也已导致银行体系自身发展的不可持续。

8詹向阳，2012，《谨防产业空心化潜在威胁转化为现实风险》，《中国金融》2012年第20期。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是由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职能的决定的。1997年证监会15号文件提出证券工作要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要为国有企业补充资本金，收购有发展前景的、亏损的国有企业尽心尽力。但是，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及时退出已经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有序发展的金融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有抵押品的房地产业、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出现了流动性泛滥和投资泡沫。当前，由于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及时退出，造成了金融资源价格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扭曲，使得金融业在未能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甚至助长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

改革的推进可重点考虑以下领域：1、根除人为维持股票市场融资低成本的政策，通过股票融资成本的提高使股市资金真正流入高成长、高收益的产业和企业。结果不仅是系统性风险将大部分转嫁给国家财政，而且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将导致国民经济停滞或负增长。十八大报告已经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市场发挥更大、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比如，1994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平均为80%，其中80%的企业负债率为90%以上（张杰，2001）。

[4] 笔者曾经建议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推进制度建设，并通过制度红利收获时期的税收还债实现改革成本的跨时期分摊。金融业分享新增财富，合法性基础在于通过其中介和引导服务，社会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优化。而且，由于体制的刚性阻碍了利润平均化趋势，体制性资源配置扭曲并不能由市场机制自行纠正。脱实入虚表现为民营产业资本日益演化为投机热钱，央企产业资本则全方位向金融业转化与渗透。

11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1997，《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195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事实是，金融业并不直接创造财富，金融GDP只是金融业在发挥其功能时占用的社会资源。

7杨青坪、戴硕，2012，《银行与实体经济利润反向变动调查》，《中国金融》2012年第20期。金融业是资金配置产业，是凌驾在所有产业之上的现代经济的核心。

另一方面，通过国有金融渠道进行的隐性补贴迅速上升。但他发现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却没有伴随严重通货膨胀，于是将其称为中国之谜。与此同时，加快银行体系的结构改革，健全金融安全网，稳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由于政府财政实力的下降，这一时期的财政补贴是逐年下降的，从1985年的7.5%下降到1994年的2.2%。金融体制改革同样如此。中国金融体系的政府主导与行政管制的合理性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放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财政实力的削弱需要政府强化其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来弥补，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由于资金意味着稀缺的社会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配置的市场化就成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核心。IMF的专家指出，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从本世纪初的90%下降到2011年的60%。

比如农业经济的发展、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社会效益的领域如何加强金融的支持，如何构建相应的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深入研究并找到对策。这方面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一是水表、电表一定程度上能真实反映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但对服务业可能并不适用。

10张杰，2001，《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银行体系陷入资本金不足的状态将直接限制商业银行的整体放贷能力。

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给国有企业发放工资贷款、饺子贷款、安定团结贷款，起到了稳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宏观经济的作用。关于整体金融改革的顺序，我们的意见是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应该作为突破口。市场性与政策性金融协调发展要解决两个问题：1、健全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与行为规范。至此，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内部沉淀的改革成本社会化分摊过程已全面完成。

全球范围内需要防范的是金融集团通过市场操纵（西方）或行政垄断（中国）在未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甚至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近年银行贷款余额年均增长23%，贷款利息收入年均增长37%，而企业借款余额2012年第一季度较2010年同期增长29%，借款利息支出则增长了95.65%（杨青坪、戴硕，2012）。

金融转型是指实施了近60年的金融抑制政策的退出，也是一个市场导向的整体金融改革过程。（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参考文献：1毕泗生，2003，《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前沿问题报告》， 人民日报出版社。

5、金融领域的短期暴利与实体经济的经营困难形成鲜明对照，正在引发社会资本脱实入虚的产业空心化趋势。除了抵押贷款政策固有的产业倾向这一局限性外，银行信贷的另一局限性在于其对经济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对增量投资项目的融资，而不是促进存量资本的调整或产业整合

中国四阶段的金融抑制政策不仅具有推进工业化战略的历史使命，而且还在中国成功的渐进经济改革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积极意义不应被低估。7杨青坪、戴硕，2012，《银行与实体经济利润反向变动调查》，《中国金融》2012年第20期。参阅潘英丽：《制度建设融资：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的必要条件和突破口》，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据专家估算，这一时期国家从农村获取的转移收益大约为8000亿元（毕泗生，2003）。

1987-1995年公共部门的平均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1.16%，其中通过银行部门的融资占GDP的比重达7.09%。改革的推进可重点考虑以下领域：1、根除人为维持股票市场融资低成本的政策，通过股票融资成本的提高使股市资金真正流入高成长、高收益的产业和企业。

这一时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积累（国际市场预测四大国有银行1998年不良资产比率为48%），可以看作是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在国有银行体系内的沉淀。1985-1994年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平均为GDP的5.63%。

上市审批制度和股票市场发展受阻也导致中国企业股权融资相对不足。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前一度达50%的水平下降到40%，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话，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则下降至20%。